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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難難在哪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問題在哪

  醫生給病人看病本來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服務交易過程。但複雜的職稱評定和醫院評級等制度讓一部分三甲醫院等高等級醫院的醫療服務成爲稀缺資源,同時,這些制度讓醫生和醫院死死綁定,讓相關醫院成爲醫生與患者之間繞不開的服務中介。

  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了2016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重點,稱要讓醫改紅利更多惠及人民群衆。

  這些年,醫改已經進行了好幾輪,杏彩娛樂平台但不管是醫生,還是老百姓,都一直沒有感覺到特別好的成效。醫改到底要怎麽改?這個話題,讓我想到了最近被顛覆的出租車行業。和醫療行業有些相似,出租車行業也一度存在“服務體驗差”、“打車難”等問題。但是近段時間互聯網專車的出現緩解了這些問題。

  一般來講,一項很貴的商品或是服務,原因主要有:品牌溢價,或借助專利權壟斷,或稀缺的自然資源等因素,否則,不太可能長期稀缺和高價。因爲將會有人努力湧向這個行業,增加相關供給。除非其存在行業管制而導致市場失靈。

  “專車”出現後,用互聯網工具繞開管制,倒逼不少城市取消了“份子錢”。這個案例表明,過度管制及市場失靈,往往容易導致較高的交易中間成本,增加交易雙方的負擔,提高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蠶食福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減少管制有利于民”的案例。其對于醫改也很有借鑒意義。

  在出租車行業的原有模式中,政府先是限制出租車牌照數量,讓牌照稀缺,然後出售牌照的使用權。這些費用提高了交易成本,最終由交易雙方,即司機和乘客買單。

  不僅如此,因爲牌照稀缺等壟斷體制造成了打車供不應求,司機更優質的服務沒有溢價。這自然導致了打車難及服務差的問題。有人可能說,打車還是不貴的,但時間也是成本,所以,打車難其實也是打車貴。

  長期以來,國內老百姓對上述監管方式似乎已經習以爲常。直到“互聯網專車”出現後,用市場化手段動態調節車輛供給和均衡,緩解了打車難等問題,人們才恍然大悟。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出租車行業的問題根源是因爲過渡管制及其引發的壟斷。

  與司機爲乘客提供服務一樣,醫生給病人看病本來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服務交易過程。但複雜的職稱評定和醫院評級等制度讓一部分三甲醫院等高等級醫院的醫療服務成爲稀缺資源,同時,這些制度讓醫生和醫院死死綁定,讓相關醫院成爲醫生與患者之間繞不開的服務中介。

  其結果是,醫院的高層等相關官員掌控了各種配置資源的權力,其代價是普通醫生在高強度高壓力下工作,好的服務也沒有享受溢價,以及患者高昂的看病費用和看病難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被束縛在體制內的醫生們其實是被動而無奈的,他們的專業技能和高強度工作是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他們是否被醫院收取了隱性的“份子錢”呢?筆者認爲有。同時,院長們有沒有把手中權力和稀缺資源進行尋租呢?目前來看,醫藥行業的腐敗早已經不是新聞。難怪,醫生們擠破腦袋評職稱,當領導。

  爲此,如果借鑒“專車”對行業的顛覆,未來的醫改方向可以考慮:1、取消複雜的職稱評定只分實習醫生和可以獨立行醫的醫生和醫院評級等制度;2、符合條件的醫生可以開診所,同時,讓醫院和醫生脫勾。如果手術或化驗、檢查需要,醫生診所或醫生團隊可以自由的選擇多個合作醫院,並根據自己的服務的口碑自由定價,推進醫療市場市場化,讓醫院收不到“份子錢”;3、明確開設醫院的門檻,鼓勵和發展民營醫療機構,讓競爭更充分而公平,同時監管重點轉向醫療欺詐和糾紛。當然,我不懂醫療,這些只是我從經濟學視角談一些設想。

  對于上述設想,一位在三甲醫院工作的醫生朋友對我說:“醫生群體,尤其是年輕醫生確實過的特別壓抑。然而,就像證監會可能不願意推注冊制一樣,醫療改革的建議大都來自醫院或衛生領域的高層,你的市場化改革建議意味著他們會失去權力尋租空間。他們肯定不願意推。

  盡管長期實踐已經證明政府配置往往不如市場化手段有效率,但現實中,如果沒有一定的約束,政府容易把手“伸的很長”,會有代替市場手段主導資源配置的思維誤區或利益沖動。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感歎東西貴,生活成本高。有朋友說,在國外看到一些made in china 的産品,售價比國內還便宜。與此同時,不少企業也反映說各種稅費成本過高。這折射了一個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即中國近些年經濟高成長的同時,經濟社會長期處于高成本運行。這當中,“月收入四五千元出租車司機一個月要交四五千元份子錢”是否需要引起我們反思?

  爲此,借助出租車服務、醫療服務的分析,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是:在國內,還有哪些行業因爲過度管制或市場化不夠而存在顯性或隱性的“份子錢”,並因此增加交易的中間成本呢?

  我覺得尋找的大方向有兩個:一是因政府管制導致稀缺的行業;二是生活中那些被我們感歎“##難”、“##貴”的行業。

  比如,相比境外的港股和美股,A股市場的股票價格貴很多。同樣的企業,A股相對港股的溢價平均超50%,有的溢價達到700%以上。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A股監管層對企業上市實行嚴格的管制,從而導致上市資格稀缺。盡管證監會沒有把上市資格像出租車牌照一樣拿出來出售,但管制帶來的審批權、篩選權給相關審批部門巨大的權力,並容易引發尋租現象。其結果是普通投資者以高股價爲這種權力審批和尋租買單,這其實算是隱性的“份子錢”。

  其他還有什麽行業?教師的勞動有沒有被收“份子錢”?國內的貸款利率特別高,存款儲戶和貸款者之間的高利差有沒有被收“份子錢”?房地産行業呢,爲何房價這麽貴?老百姓之間能不能不通過政府直接交易土地,土地供給管制是必須的嗎?

  分析過度管制和市場化等經濟話題,我們自然有必要回顧一下政府的基本功能及經濟學的一些相關基本邏輯。

  什麽是經濟學?通俗一點講,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資源。很多時候,資源配置是通過人與人之間分工與合作實現的,所以,經濟學也可以理解爲,關于促進有效分工與合作的一門學問。

  衆所周知,分工與合作是人類進步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源泉。如果沒有分工與合作,愛因斯坦可能一輩子自己種田、除草、做飯、造房子、帶孩子,其他事情基本無暇顧及,更談不上成爲物理學家。這也正是經濟學的意義和價值。在其中,不言而喻,信任是分工、合作的根基。

  在遙遠的古代,在原始部落,人們原本是自給自足的,或只與鄰居開展分工合作,比如農戶家的小麥換鄰居獵人家的羊。後來,慢慢有了集市,分工、合作的範圍擴大,生活更加便利和豐富。

  有了集市後,就需要有人偶爾出來維護交易的秩序和公平。越公平、公正的集市往往越繁榮。這些維護秩序的人就是政府的雛形。

  再後來,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和分工進一步的細化,人們不但在自己附近的集市交易,還去遠一些的集市交易。隨著分工、合作的發展,交易的範圍和空間不斷擴大。在這個過程中,因人們交易的需要,也就是因經濟發展的需要,慢慢出現政府,出現了國家,出現了貨幣。

  由此可以看到,政府是因交易,因經濟活動而出現的。其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就是確保分工、合作過程的自願和公平原則,從而幫助促進人與人之間更緊密、有效的分工與合作。比如,A與B如果相互不認識,彼此不信任,原本無法開展合作,但他們都信任政府及其法律。以此爲基礎和保障,並以貨幣爲工具,他們便可以開展合作、交易。

  當然,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工作需要有人來承擔,需要費用運營,同時,一些公共設施需要建造。所以,交易雙方需要繳稅。

  政府的基本功能其實是爲交易雙方開展分工、合作提供了信任橋梁。政府重點負責交易過程的自願和公平,保護交易者的財産安全否則人們不會有努力勞動的積極性,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等等。其他方面,能交給市場配置的,應盡量交給市場。

  結合上述分析,在一個經濟社會中,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以及私有財産的保障程度,以及市場化程度都是至關重要的,其將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人們分工、合作的效率。與此同時,政府的效率越高,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就越低,人們在交易過程要付的稅費就越少,作爲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也是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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